劉占全

　　我們黨在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經歷了一些艱難曲折，逐步認識到加強黨的領導是成功應對復雜斗爭的必然要求。此后，通過克服黨的領導體制機制上存在的一些錯誤傾向，山東抗日根據地最終成長為受到毛澤東稱贊的中國革命“完整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

　　 從“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到創建“單獨的根據地”。1938年5月，徐州失守，山東全境淪為敵后，中共山東省委根據中央指示，提出全力開創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計劃。當時，鑒于國民黨山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堅定聯共抗日，加之駐魯的國民黨石友三部也多次與中共合作抗敵，1938年夏秋之季，中共中央指示山東地方黨組織，要搞好統一戰線，與范筑先、石友三等人“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11月，范筑先在聊城壯烈殉國，12月，石友三部移駐河北反共。1939年，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山東游擊總司令沈鴻烈原形畢露，多次密令其部下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將士、封鎖八路軍給養、破壞民眾團體。在國民黨頑固派已嚴重阻礙根據地建設和抗日力量發展的情況下，12月26日，羅榮桓提出我們黨要創建“八路軍在山東單獨的根據地”。

　　 1940年夏，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成立，標志著中共領導下的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形成。1942年春夏間，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到山東指導工作，通過改編“抗敵自衛軍”，進一步加強了黨對中間政治勢力的領導。

　　 1943年，蔣介石為了加強其在山東的統治，計劃派其嫡系李仙洲部入魯，調東北軍于學忠部出魯。在羅榮桓等人的領導下，山東分局制定并成功實施“頂李送于”的對策，為于學忠部撤離提供便利并遲滯李仙洲部入魯時間。這樣，在于部撤走后八路軍迅速接替了其空出的沂、魯山區和諸（城）日（照）莒（縣）地區的防務。自此，山東再無國民黨主力部隊，由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山東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山東根據地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逐漸成長為被毛澤東稱作“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區”，為抗日大反攻與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逐步建立集中統一的黨的領導體制。1939年3月，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在陳光、羅榮桓的帶領下來到山東，開始與此前主要由本地抗日武裝起義隊伍組建起來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并肩作戰，這就出現了統一山東軍事指揮的問題。4月，為了加強對山東武裝力量的統一領導，八路軍總部決定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但由于當時各部隊駐地分散，有的距離第一縱隊司令部較遠，獨當一面且能同黨中央和總部直接聯系，相對保持了其獨立性，所以軍事上的統一領導效果不佳。

　　 1941年，日偽軍加強了對山東根據地的“掃蕩”，加之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的經濟物資封鎖，在對敵斗爭中我黨我軍處于被動局面，軍民損失很大。7月27日，羅榮桓同陳光等人致電中央軍委、集總（八路軍總部），要求迅速統一山東軍事領導與指揮。8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指示，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配合作戰，將山東縱隊軍政委員會和一一五師軍政委員會合二為一，組建以羅榮桓為書記的山東軍政委員會。20日，為落實中央指示，山東分局四位委員作了分工，朱瑞主持黨的組織、羅榮桓主持軍事、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陳光主持財委會。

　　 1942年4月，劉少奇到山東調研后指出，我們之所以還處于劣勢的、被動的、兩面作戰的困難地位，原因歸結為一點，即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政治軍事領導中心。劉少奇決定，一一五師師部、山東縱隊司令部與山東分局合署辦公，機關人員精簡，以增強統一領導實效。8月1日，根據中央軍委命令，山東縱隊正式改為山東軍區（原番號保留），歸一一五師領導，進一步加強軍事上的統一指揮。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實行根據地領導的一元化。

　　 1943年2月，一一五師師部與山東縱隊司令部合并精簡為新的山東軍區司令部（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名義仍保留），羅榮桓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并代一一五師師長，山東政府主要領導人黎玉兼任山東軍區及一一五師副政委，原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奉調回延安。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朱瑞赴延安出席黨的七大，羅榮桓接替朱瑞任山東分局書記，全面主持山東黨政軍工作。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全面抗戰初期，山東各地充斥著大量日偽發行的偽幣和奸商巨富發行的土雜鈔，給人民生活和根據地財經造成極大困難。為了維護群眾利益、改善財經，中共創辦了北海銀行并發行北海幣，果斷禁止偽幣和土雜鈔在根據地內流通。由于顧及國共合作抗日大局，起初對于國民黨中央政府發行的法幣仍允許其在根據地自由流通。此后由于法幣激增導致其迅速貶值，手握法幣的根據地人民損失巨大。在這種情況下，自1943年夏起，山東抗日民主政府發起徹底的貨幣斗爭，在根據地內只允許北海幣流通，排擠并逐步停用法幣，以消減外來金融干預和物資外流。

　　 1943年秋冬，山東根據地陸續設立了各級工商管理機關，加強對外貿易的統一管理，對山東根據地盛產而日軍需求較大的食鹽、花生油等生活物資實行政府定價的專賣制度，通過適當提高根據地出口物資的專賣價格增加利潤，從而在增加根據地群眾收入的同時增加一些稅收。1944年，山東根據地財稅收入超過16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專賣利潤，工商稅收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源，田賦下降至次要地位，這樣，農民的稅賦負擔大為減輕。

　　 此外，在對根據地食鹽、花生油等實行出口專賣時只接收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幣，買方只能把偽幣、法幣兌換成北海幣以購得根據地的商品，中共在這個過程中便可逐漸壓低偽幣、法幣的比價，北海幣不斷升值，根據地內物價未漲反降?？箲鸷笃?，根據地的群眾不僅避免了由于法幣、偽幣暴跌帶來的巨大損失，而且從北海幣升值和物價穩中有降中增加了安全感，從而對共產黨的領導發自內心的擁護。